王铮校长谈教改

资料来源：“大泥湾•映相”报（注：此为周二“记者素养与编辑实习”活动课同学所创报纸）

修改：银杏时报记者孙静文

自由是有边界的

记者：在很多人眼中，北大附中给人的第一印象是“自由”。在搜狐的采访中，您提到“北大附的学生要有’独立之人格，自由之思想’”。关于北大附中学生的“自由”具体指什么？

王铮：在学术和思想上学生应该要放得开一点，但是在行动上肯定会受一些制约：有的事情可以想，想法多一些好；但并不一定能做；有的事情可以说，有的事情不一定能说——从“想”、到“说”、到“做”，这个尺度是不一样的。相关你个人的东西，学校尽量给大家能做的空间，只要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，我们给大家最大限度的自由。比如说校服、发型都很自由，但是出入校门的制度就较为严格——学校是一个机构，你不能随意进出；进入校门后，学生的监护权是归学校的。

多种选择，是对每个人的尊重

记者：对于成绩方面您怎么看？会强求吗？

王铮：我们给学生的自由较多，有人想上北大清华，愿意学习、钻研；但我们不要求所有学生都进北大清华。有的人可能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愿望，那我们这样要求就是不科学的。这是一种选择。此外，这个学校强制学生参与的活动很少，允许你自己去做活动；有可能会出现耽误时间或者耽误学习的结果，但是都是自己的选择。

记者：在您实行教育改革过程中，有不理解的家长、同学，甚至还有坚决抵制的老教师，对于这些您是怎么处理的呢？

王铮：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是一步到位的东西，还有一些是逐步进行一些调整的。比如说一些制度，像学院制、专业教室，属于形式上的制度，要一步到位，因为不能以一种混乱的方式来管理。但对于教学方式就是因人而异了，我们有方向的指导，但是老师有选择的自由。

民主不是简单的东西

记者：15届高一已经是学段制学期制并行了。三四单元的学期制是不是您做出的所谓“妥协”呢，还是又一个尝试？15届学生有许多都选择了学期制的三单元，对此您又怎么看？

王铮：在国家课程标准里要求三十六课时，指示按学段制来做。我们按照周课时四课时，按学段做；学期学段可以有一个过渡。在选单元时，我们把利弊写得很清楚：三四单元学期考试的门数特别多，学段制比较均衡。有人适应这个，有人适应那个；这里面也有民主。

         关于民主，很多时候学生不是讨论出一种解决方式，而是去人人网上抱怨之类的。但是没有正面提出来的话，学校对于学生的想法也不清楚。

         比如有很多同学说在食堂晚自习不好，有味，想把图书馆开放上晚自习；因为大家愿意，所以那一学期就在图书馆上的晚自习。后来又有同学觉得图书馆不方便，因为食堂和宿舍是通的，可以穿拖鞋或者很休闲的衣服去晚自习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人提出来的方案就修改，所以就要去调查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希望在图书馆自习、有多少人希望在食堂。

         民主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概念。听某一人的意见不是民主，而少数服从多数也未必就是民主。如果资源特别充分，大家的自由度都非常高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，就不需要什么民主了。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，是要解决多数人的的问题。比如，如果投票的结果是51比49，51就绝对的占优势吗？他们就是对的吗？49就是绝对错的吗？我觉得并不一定。投票中有多数或者绝对多数，但是到底哪一个是可行的、是对的，谁也说不清楚。所以民主不像我们做数学题那么简单，不是只有对和错、黑和白。实际上，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这么简单的，我们强调的是多元化。

         这一学期我把单元活动改成单元议事会，大家觉得没有那么有用、有意思。但是在单元活动做游戏并不一定能让你成长，只是大家在亲密度有增强或者情绪上有好转；而单元议事会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，如何解决个人问题与集体的决策之间的关系是要从小要去实践的；它们在道理上很难说清楚，真正参与后大家才知道怎么去做。

记者：现在改革有了一些成效，那您觉得现在还有哪些地方还要再改，能透露一下吗？

王铮：现在学校正在进行换届，我也是把任期分成不同的阶段吧。前面这个任期阶段主要是把结构搭起来，探究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育模式、向哪个方向发展。这个结构架子搭起来之后，它还没有肉，不丰满；可能还有很多漏洞，不好看也不完美。后面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框架下把每项工作做好、做到位。到那个时候，它真正的价值和美好的、有意义的东西才能够真正清楚地显现出来。所以现在大家对它不理解是正常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们的整体策略是在做的过程中解决问题。在做的过程当中大家来体会、丰富，把它做得更好。等到大家认识清楚、讨论清楚了的时候才开始做，就像喊口号，喊得多、真正做得少。所以我们想改变一下，从做开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尝试，是在寻找改变的机会

记者：您以前在深圳中学现在到北大附中，在两个学校都进行了改革。为什么您在每个学校当了校长以后就会进行改革呢？是因为您觉得以前的方式什么的都不是很好吗？

王铮：肯定是这样，只有觉得不好才去改，否则就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是吧。有的人说我“不了解北大附中以前是怎么样的就乱改”、“是把深圳中学的东西搬过来的”。其实，我是从北大附中去的深圳中学。1980年到1982年，我在北大附中上学；1986年到1994年在这做老师、班主任；1994年到2002年做副校长。如果说我对北大附中的了解片面的话，我只能说这所学校没有几个人能比我了解的更清楚。改革的很多东西都根植于北大附中，并不是说完全搬进来的。

记者：您讨厌考试吗？

王铮：讨厌。但你能不能脱离掉考试呢？

记者：不能吧。

王铮：不一定不能，你可以有别的方式。大家都这么说：因为现在有考试，所以我们只能这样，没了考试我们就会怎么样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假命题：没了考试不一定就会怎么样；如果没有考试，压力也未必会减少。老师说：没有高考的压力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怎么教了。我觉得：没有的高考的压力他也不会怎么教，因为他现在考试就是用高考题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们学校现在有两个大的体系，一个是高考的；一个是不高考，去出国。出国的同学我们就拿来实验，看看没有高考到底应该怎么学、老师到底应该怎么教。这不是那么简单的：高考的模式大家都会，但是不高考的模式大家都不会，我们就实实在在地去做这个事。因为在要高考的学生中做这个实验是不负责任的，学生也不愿意；现在正好有这么一部分学生有这种需求，我们又想做这种尝试，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结合吗？有些学校没有把这个放在体系之内，不去管出国的学生，好像是甩掉了一个包袱；实际上是甩掉了一种机会，一种可以做和现在教育模式不同的模式的机会：又有学生，又有需求，又有想做的事情，其实很好。所以我们学校将不高考的这一部分作为一种很重要的、与高考平行的体系来看待。